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揮別ING安泰,轉戰中國

他,花十八年,建立一支逾萬人的保險業務團隊,締造台灣第二大的外商壽險公司。現在,他決定放下這些成就,前往中國,從頭開始……


朱紀中、廖怡景 採訪整理


台北一一大樓的第八十四樓,窗外天候陰沉,星期二(三月十四日)的下午,ING安泰人壽在此舉辦子公司成立慶祝酒會。酒會最後,三百多名賓客哭成一團,因為一手創建台灣安泰的靈魂人物─—ING亞太區保險大中華區總裁潘燊昌當場宣布退休。


潘燊昌,為何要離開他一手創立的安泰?


十八年前,潘燊昌離開美國國際集團(AIG),隻身從香港來到台灣,從零開始,建立一支逾萬人的保險業務團隊。五年前,美國安泰將台灣公司股權賣給ING集團,他開始適應作風保守的荷蘭新老闆。


擁有七千億資產的ING安泰人壽,在台灣是第二大外商壽險公司,在全部保險公司則排名第四。一個月後,潘燊昌將有新頭銜─—中國太平洋人壽經營管理委員會主席,也就是,戰場移轉到大陸的國營保險公司。這個已經傳了一年的消息,終於成真!選擇加入在中國市占率排名第三的太平洋人壽,潘燊昌透露,是美商卡萊爾集團(Carlyle Group)董事長葛斯納(Louis V.Gerstner,Jr.,出版過《大象會跳舞》的IBM前執行長)親自挖角。


對於潘燊昌的離開,前ING安泰總經理石寶忠說:「他是安泰的icon(象徵)!」他的離開當然會有影響。與潘燊昌合作十二年的ING安泰顧問徐一鳴則認為,潘燊昌為公司建立制度,現在是靠制度治理公司,影響已經降低。以下是潘燊昌接受本刊獨家專訪的摘要:


《商業周刊》問(以下簡稱問):你什麼時候決定加入太平洋?


潘燊昌答(以下簡稱答):農曆年後。


挖角談了三年,為何選在此刻離開?


問:是卡萊爾找你?


答:對!他們和我談了三年,卡萊爾一直在找最好的團隊去參與經營,很多人推薦我去,但我沒有馬上答應。(編按:卡萊爾決定投資四億美元,收購太平洋二四.九%股權,成為太平洋單一最大股東)


問:為什麼之前沒答應,現在卻選擇離開?


答:我一直都沒有這個意思,直到今年公司(指ING安泰)決定從分公司變成子公司,我和公司同仁聊天時,發現他們長大了,不論業務或是內勤人員都很獨立,看起來他們好像已經不需要我了(大笑)。


問:所以ING安泰從分公司變成子公司是一個turning point(轉折點)?


答:是的,ING進來已經五年(編按:ING集團於二○○○年收購安泰股權),運作已經成熟,我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,大家對ING的運作文化都已經很熟了,看起來應該不需要我在這裡了。


問:卡萊爾這次是如何說服你的?


答:卡萊爾現任董事長葛斯納的一句話,對我影響很大。那是在去年年底,我去阿姆斯特丹總部開會,ING董事長邀請他來為高階主管上課,那一次,他私下對我說,「Patrick,有一個和我當初改革IBM一樣的機會,你要不要去?」我的經驗和他當初到IBM改革時是很像的。他是改革成功的人,來邀我,我感到很榮幸。


我和他說:「我們的經驗不一樣,IBM是個全球性的公司,但太平洋是國營企業。IBM有那麼多專家,太平洋專業人才卻不夠多。」所以,對我來說,挑戰很大,因為改革IBM只要決定方向,改造太平洋卻是要重建公司文化。


到大陸改革國企,能否成功一年就有答案


問:比較當年來台灣開創安泰,這次轉戰中國,心情上有何不同?


答:當年離開香港來台灣,對台灣完全不了解,憑的是一股衝動。所以,今天能成功,很大部分是運氣。有一個心情可以和大家分享,我感謝這十八年來,在台灣遇到的每一個人,他們都是我的恩人,不論是員工或是客戶。


這一次,我的經驗夠了,對大陸也很了解,所以這次的選擇是在informed(被通知)的情況下決定的,去中國改革國營企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會是很大的挑戰。


問:你在太平洋的頭銜是什麼?能夠掌握改革的主導權嗎?


答:我既不是董事長、也不是總經理,是擔任經營管理委員會的主席,這個委員會成員預計是六到十五人,其中,有一半的人由我來找,委員會決定公司方向,再交由總經理去執行。大陸的國企和外商私人公司不同,要改變國企運作,是大挑戰,這一點很吸引我,我想以後可以寫一本書,再交給你們商周來出(笑)!


問:你對去改革太平洋有信心嗎?支持改革的動力何在?


答:按照一般的邏輯思考,我是不應該去大陸的。因為,在台灣做得也不錯,也有不錯的發展,但我就是要去。因為,我不喜歡做同樣的事情,如果還待在台灣,就是大部分都在做同樣的事情,make difference,就是要做不一樣的事情。


很多人都以為,我在台灣做得不錯,到大陸發展是為了錢,其實不是這樣。錢,我已經有了,名氣也不會更大,但這種人最適合去推動改革,因為做事情不是為了個人利益。我希望這會是我退休前最後一份工作。


問:在安泰,你曾經為美國人工作,後來替荷蘭人工作,現在又要改造大陸人,這中間有什麼不同?


答:美國人比較授權,和荷蘭人做事,則比較會要求,他們要求寫很多報告,要對細節了解,但他們的風險管理做得很好,很值得我們學習。至於大陸人,則會是個全新的挑戰。


問:在安泰,你早期是帶兵的將軍,後來變成是帶將軍的總裁;現在去中國當主席,應該也很不一樣吧?


答:帶兵,是直接接觸市場,帶將軍,則是與總公司對話,會脫離市場。不過,在ING擔任亞太區保險大中華區總裁,是帶四、五個總經理,這次到大陸,則要帶三十幾個總經理。而且以前是和專家做事情,現在則是官派的,挑戰很不一樣。


帶兵,因為人多,容易出狀況;帶將軍,自己風險小,但滿足感也小。現在,我則要直接負成敗責任,我也要他們(指太平洋員工)學習負責,把法制和公司治理帶進太平洋。


問:你對太平洋的期許是什麼?


答:我給他們五年時間,要成為亞洲夠水準的公司,最好成為第一名,其實,如果三年內搞不好,就不用做了;而且能不能做得成,一年內我就會有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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